刘巷村校记事
刘巷村校记事
1973年的风，裹着麦秸秆气息掠过刘巷村土坯院墙，在村口老槐树上打了个旋，吹进了混着书香与泥土味的村校。彼时我下乡近两年，正跟着生产队割麦，村支书拍着我肩膀笑：“知青小白，你是文化人，去当民办老师吧。”一句话让我放下镰刀拿起粉笔，这所六班十二师的校园，从此成了我的扎根之地。
学校不大，几间土坯房连成片，茅草屋顶下，白石灰刷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标语已斑驳。课桌是木板钉的，高低不平满是划痕，椅子是学生自带的小板凳。十二名教师分两派：公办老师穿整洁中山装拿固定工资，我们民办老师挣工分，衣裤带补丁，裤腿常沾泥，大家笑称这是“一半铁饭碗，一半泥腿子”。上课铃响进教室，下课铃响扛农具，田埂与黑板，成了生活交替的背景。
一年级教室最热闹也最省心，全靠邹老师镇场。他是本村人，曾在政法战线工作，下放回村教一年级。五十多岁的他头发花白，脸上刻着岁月沟壑，说话洪亮带威严，对教学要求简单：“先守规矩，别出乱子。”他选了班里最大最高的周石头当班长，这孩子虎头虎脑力气大，平时调皮，在邹老师面前却格外乖巧。
收作业时，周石头像小门神般攥拳杵在同学桌前，粗声吼：“交！交！快交！”惹得大家又怕又笑。可全班最不爱做作业、成绩最差的就是他。有次邹老师抽查，翻遍他书包也没找到作业本，周石头涨红脸支吾：“俺忘家里了。”邹老师没批评，只拍着他头说：“下次记得，你是班长要带头。”有趣的是，周石头的拳头比老师批评管用，只要他瞪眼握拳，调皮学生就乖乖交作业。邹老师坐在讲台前，戴老花镜慢翻作业，瞧着周石头“巡逻”，嘴角总挂着笑意。有时下课，他还拉着周石头的手教认字做题，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宁静。
六年级数学老师杨和士是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总觉得高人一等，走路下巴高扬，说话带傲气，常炫耀：“这些题也就我能讲明白。”那年秋天，六年级学几何需教具，学校经费紧张，杨和士让学生每人交五毛钱，老师们也自愿捐款。钱凑齐交给他，可教具迟迟不见踪影。学生上课只能对着黑板图形想象，有老师询问，他总以“联系卖家”“路上耽误”搪塞。
年底清算账目，会计老陈拿着账本找他对质。杨和士狡辩不过，急红了眼挥拳打向老陈，老陈嘴角被打裂流血。此后没人再提教具事，路过杨和士宿舍，总能看见窗台上摆着崭新铁皮文具盒——那本该是装学生圆规量角器的钱，成了他的私物。此事后，杨和士名声一落千丈，学生见了都远远躲开。
公办老师闫文英是二年级班主任，却鲜在教室露面。四十多岁的她体态微胖，说话轻柔，对待工作却很敷衍。上课铃一响，她指定好学生当小班长领读，自己揣着教案回家，要么喂猪要么纳鞋底。有次校长路过教室，只听见学生朗读声不见老师，便去她家寻找。推开门，闫文英正忙着纳鞋底，面对校长质问，她拿手帕捂额头：“头疼得厉害，实在站不了讲台。”
时间久了，学生都知道闫老师的“头疼病”上课铃响准时发作，下课铃响就痊愈。调皮学生私下说：“她是怕上课才头疼。”可她是公办老师，校长多有包容。只是二年级的知识大多靠学生自学，成绩在全校总是垫底。
我接手四年级，既教语文又带体育。教室里，我趴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灯光昏暗油烟呛人，常忙到深夜错过饭点，妻子总会把饭菜热在锅里。看着作业本上歪扭的字迹，我认真写下评语，想给学生们鼓励。操场上，没有专业器材，我们用布条扎跳绳、用石头当铅球，在泥土操场上尽情奔跑。学生们满头大汗却笑容灿烂，我裤腿沾着泥点，把这当作勋章。学校的劳动竞赛、文艺汇演，我们班从没落后。
劳动竞赛时，我带学生去田里拾麦穗。六月太阳毒辣，地面发烫，学生们脸蛋晒红、汗水直流，却没人叫苦，弯腰仔细寻找麦穗。文艺汇演前，我陪他们排练唱歌朗诵，放学后教室里仍回荡着我们的声音。演出那天，学生们穿着整齐衣服自信登台，赢得阵阵掌声。
看着学生们晒红的脸蛋、明亮的眼睛、欢快的身影，我忽然觉得，民办老师虽无铁饭碗、只挣微薄工分，却捧着一颗滚烫的心。这份职业不光鲜，却让我尝到教书育人的快乐，找到平凡日子里的人生价值。
刘巷村校的那些事，像散落在时光里的麦粒，朴素却温暖。它藏在邹老师的备课本、周石头的拳头、杨和士的铁皮文具盒、闫文英的“头疼”里，更藏在我和学生们走过的泥土小路上。
如今几十年过去，村校早已旧貌换新，可那些人和事仍清晰如初。1973年的风早已吹散，但那混着书香与泥土的气息、那段忙碌温暖的时光，永远镌刻在我生命里，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照片第四排左五为本人》
1973年的风，裹着麦秸秆气息掠过刘巷村土坯院墙，在村口老槐树上打了个旋，吹进了混着书香与泥土味的村校。彼时我下乡近两年，正跟着生产队割麦，村支书拍着我肩膀笑：“知青小白，你是文化人，去当民办老师吧。”一句话让我放下镰刀拿起粉笔，这所六班十二师的校园，从此成了我的扎根之地。
学校不大，几间土坯房连成片，茅草屋顶下，白石灰刷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标语已斑驳。课桌是木板钉的，高低不平满是划痕，椅子是学生自带的小板凳。十二名教师分两派：公办老师穿整洁中山装拿固定工资，我们民办老师挣工分，衣裤带补丁，裤腿常沾泥，大家笑称这是“一半铁饭碗，一半泥腿子”。上课铃响进教室，下课铃响扛农具，田埂与黑板，成了生活交替的背景。
一年级教室最热闹也最省心，全靠邹老师镇场。他是本村人，曾在政法战线工作，下放回村教一年级。五十多岁的他头发花白，脸上刻着岁月沟壑，说话洪亮带威严，对教学要求简单：“先守规矩，别出乱子。”他选了班里最大最高的周石头当班长，这孩子虎头虎脑力气大，平时调皮，在邹老师面前却格外乖巧。
收作业时，周石头像小门神般攥拳杵在同学桌前，粗声吼：“交！交！快交！”惹得大家又怕又笑。可全班最不爱做作业、成绩最差的就是他。有次邹老师抽查，翻遍他书包也没找到作业本，周石头涨红脸支吾：“俺忘家里了。”邹老师没批评，只拍着他头说：“下次记得，你是班长要带头。”有趣的是，周石头的拳头比老师批评管用，只要他瞪眼握拳，调皮学生就乖乖交作业。邹老师坐在讲台前，戴老花镜慢翻作业，瞧着周石头“巡逻”，嘴角总挂着笑意。有时下课，他还拉着周石头的手教认字做题，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宁静。
六年级数学老师杨和士是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总觉得高人一等，走路下巴高扬，说话带傲气，常炫耀：“这些题也就我能讲明白。”那年秋天，六年级学几何需教具，学校经费紧张，杨和士让学生每人交五毛钱，老师们也自愿捐款。钱凑齐交给他，可教具迟迟不见踪影。学生上课只能对着黑板图形想象，有老师询问，他总以“联系卖家”“路上耽误”搪塞。
年底清算账目，会计老陈拿着账本找他对质。杨和士狡辩不过，急红了眼挥拳打向老陈，老陈嘴角被打裂流血。此后没人再提教具事，路过杨和士宿舍，总能看见窗台上摆着崭新铁皮文具盒——那本该是装学生圆规量角器的钱，成了他的私物。此事后，杨和士名声一落千丈，学生见了都远远躲开。
公办老师闫文英是二年级班主任，却鲜在教室露面。四十多岁的她体态微胖，说话轻柔，对待工作却很敷衍。上课铃一响，她指定好学生当小班长领读，自己揣着教案回家，要么喂猪要么纳鞋底。有次校长路过教室，只听见学生朗读声不见老师，便去她家寻找。推开门，闫文英正忙着纳鞋底，面对校长质问，她拿手帕捂额头：“头疼得厉害，实在站不了讲台。”
时间久了，学生都知道闫老师的“头疼病”上课铃响准时发作，下课铃响就痊愈。调皮学生私下说：“她是怕上课才头疼。”可她是公办老师，校长多有包容。只是二年级的知识大多靠学生自学，成绩在全校总是垫底。
我接手四年级，既教语文又带体育。教室里，我趴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灯光昏暗油烟呛人，常忙到深夜错过饭点，妻子总会把饭菜热在锅里。看着作业本上歪扭的字迹，我认真写下评语，想给学生们鼓励。操场上，没有专业器材，我们用布条扎跳绳、用石头当铅球，在泥土操场上尽情奔跑。学生们满头大汗却笑容灿烂，我裤腿沾着泥点，把这当作勋章。学校的劳动竞赛、文艺汇演，我们班从没落后。
劳动竞赛时，我带学生去田里拾麦穗。六月太阳毒辣，地面发烫，学生们脸蛋晒红、汗水直流，却没人叫苦，弯腰仔细寻找麦穗。文艺汇演前，我陪他们排练唱歌朗诵，放学后教室里仍回荡着我们的声音。演出那天，学生们穿着整齐衣服自信登台，赢得阵阵掌声。
看着学生们晒红的脸蛋、明亮的眼睛、欢快的身影，我忽然觉得，民办老师虽无铁饭碗、只挣微薄工分，却捧着一颗滚烫的心。这份职业不光鲜，却让我尝到教书育人的快乐，找到平凡日子里的人生价值。
刘巷村校的那些事，像散落在时光里的麦粒，朴素却温暖。它藏在邹老师的备课本、周石头的拳头、杨和士的铁皮文具盒、闫文英的“头疼”里，更藏在我和学生们走过的泥土小路上。
如今几十年过去，村校早已旧貌换新，可那些人和事仍清晰如初。1973年的风早已吹散，但那混着书香与泥土的气息、那段忙碌温暖的时光，永远镌刻在我生命里，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照片第四排左五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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