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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记忆

流金 昨天 08:12 阅读 1274 回复 5
爷爷账本里的“五反”记忆爷爷的旧木柜深处,锁着一本蓝布封皮的账本,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收支。每当翻到夹着红纸条的那几页,爷爷总会指着褪色的字迹说:“这可是‘五反’时候的见证,那会儿的较真劲儿,现在想起来还热乎。”1952年“五反”运动开展时,爷爷在镇上的“振华商号”杂货铺当账房先生。铺子老板姓王,起初总想着钻空子——进货时让伙计在账本上多记几分钱,卖货时把散装盐、煤油的分量悄悄压一点,偷偷少缴些税款。爷爷心里犯嘀咕,却又怕得罪老板,只能把疑问压在心底。直到区里派来工作组,组织商户学习“五反”政策,还号召店员、学徒参与监督。工作组的同志拿着算盘,坐在铺子柜台前,一笔笔核对进货单、出货记录,连去年冬天卖的煤球数量都要跟周边街坊的采购账一对到底。有天晚上,爷爷加班整理账本,发现王老板让他改的一笔“损耗”账明显有问题——明明进了一百斤红糖,账本上却写着“损耗五斤”,可库房里的存货一点没少。那天夜里,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工作组同志说的“国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少”,又想起街坊张婶说的“咱穷人盼着国家好,不能让黑心人钻空子”。第二天一早,他攥着账本找到了工作组,把王老板做假账、偷税漏税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没过几天,工作组就找王老板谈话,当着街坊和店员的面核对清楚了账目。王老板红着脸补缴了税款,还在铺子门口贴了检讨书,保证以后“一分钱税不少缴,一两货不少给”。从那以后,王老板像变了个人似的,进货出货都让爷爷把账记得明明白白,遇到街坊买东西,还主动多添一勺。有次镇上闹粮荒,他甚至把自家存的两袋面粉拿出来,按平价卖给了穷苦人家。后来爷爷离开杂货铺,却一直留着这本账本。他常说,“五反”不是跟谁过不去,是为了让大家都守规矩,让国家能好好过日子。那些较真的日子里,有普通人的勇气,有犯错后的改正,更有大家一起护着“国家家当”的真心。如今账本上的字迹虽已模糊,但那段记忆里的真诚与担当,却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后辈心里扎了根——不管到啥时候,守规矩、护公利,都是该有的本分。

1962的那片自由地

流金 前天 19:55 阅读 1442 回复 3
1962年的那片自留地1962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些凉意,村口的大喇叭却传来了让全村人振奋的消息——农村“六十条”里说,各家能留块自留地,还能开荒种菜。那时我正念高小,放学路上总听见大人们聚在老槐树下念叨,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盼头。最先动起来的是隔壁的王大伯。他家屋后有片荒坡,长满了野草和碎石,他扛着锄头去的那天,我正背着书包放学。“小子,要不要来搭把手?”王大伯笑着喊我,我扔下书包就跑了过去。荒地里的土硬得像块铁,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个小坑,震得我手心发麻。王大伯教我顺着草根挖,先把表层的碎石清走,再一点点翻松底下的土。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滴在新翻的泥土里,竟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没过几天,村里的荒地都热闹起来了。我家也在村东头找了片空地,父亲下工后就去刨地,母亲则把家里攒的旧筐子翻出来,准备装菜种。每天放学,我都先跑到地里帮忙,要么捡石子,要么帮父亲递水。有次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挥锄头,没掌握好力气,一下砸在脚边,土块溅了一身,父亲却没骂我,只是笑着说:“慢慢来,种地急不得。”清明前后,各家的自留地都种上了菜。我家种了菠菜、小葱和茄子,每天早上上学前,我都要去地里看看,盼着种子快点发芽。没过多久,嫩绿的芽尖从土里冒出来,像一个个小脑袋,我高兴得跑去跟同学炫耀。夏天的时候,自留地里一片绿油油,母亲摘把小葱拌豆腐,再炒个茄子,就是一顿喷香的饭。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种的菜,吃起来格外有滋味。后来我考上了中学,要去镇上读书,临走前还特意去自留地看了看。父亲说:“放心去吧,我会把地种好,等你放假回来吃新鲜菜。”如今几十年过去,那片自留地早已换了模样,但我总记得1962年的春天,记得大人们挥锄头的背影,记得自己掌心磨出的茧子——那不仅是一片能长菜的土地,更是那年月里,老百姓心里稳稳的希望。

酒坊浮沉里的光阴

流金 前天 07:47 阅读 1286 回复 5
酒坊浮沉里的光阴解放的锣鼓声还在村口回响时,父亲的老酒坊却先迎来了寒霜。那天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走进巷子,青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格外沉,他们指着酒坊里帮忙的王叔、表伯们,说父亲这是“剥削”,不容分说便让帮工们回了家。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酒坊里,看着蒙了薄尘的酒缸和静置的木甑,没争辩一句。先前他总天不亮就查窖温,夜里还对着账本盘算帮工的工钱,如今倒真成了“不操心”的人,只是吃饭时总盯着墙角那根竹探杆发愣。没几日,王叔领着表伯们找上了门。都是沾亲带故的,谁家日子都紧巴,没了酒坊的活计,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更别提拖欠的工钱了。“哥,咱偷偷开吧,就做街坊的生意,没人知道。”王叔搓着手说。父亲沉默半晌,终是叹了口气,重新掀开了酒缸上的棉布。酒坊又热闹起来,蒸米的白汽、拌曲的声响、醇厚的酒香,悄悄漫回了巷子。父亲依旧把活计做得精细,只是收工后总会多张望几眼巷口。可安稳日子没撑过俩月,一个陌生男人推开了酒坊门,自称是税务员,说酒坊要交税,还要罚200元。“200元?”父亲手里的竹探杆“当啷”掉在地上。那时全家一年到头忙活,收入也才20元。他连夜把酒缸、木甑低价卖给了邻村的杂货铺,又牵走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可凑来的钱连零头都不够。税务员走时撂下的话,像块石头压得他直不起腰。那天晚上,父亲坐在空酒坊里,摸了摸冰冷的灶台,一夜没合眼。后来,巷口的木门再也没为酿酒开过,那些蒙着棉布的酒缸渐渐积满了灰,连空气里的酒糟香,都慢慢淡成了回忆。
三代人的田野: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岁月我的爷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总爱坐在老槐树下,给我们讲那些过去的故事。故事里,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那是他们这代人走过的奋斗历程,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爷爷说,刚解放那会,土地改革让农民们分得了土地,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一家一户,劳力少、牲口缺、农具也不齐全,面对广阔的田野,满心都是无力感。“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为了改变现状,互助组应运而生。村里的互助组,大多是几户贫农和下中农凑在一起。农忙时,大家分工明确,男人们负责耕地、播种,女人们除草、浇水,孩子们也不闲着,帮着捡拾遗落的麦穗。爷爷回忆起当年,眼里闪着光:“那时候,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你帮我家犁地,我帮你家插秧,没有谁藏着掖着,日子虽然苦,可心里头暖烘烘的。” 靠着团结协作,互助组的粮食产量渐渐提高,大家看到了希望。随着时间推移,互助组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后来,初级社登上了历史舞台。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地、劳各半或以劳为主的比例分红,保留社员土地所有权,但有了相当部分的共有生产资料,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爷爷说,初级社成立时,大家的积极性可高了。队里组织大家一起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还引进了一些新的种植技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大家齐心协力,购置了新的农具。虽然偶尔也会因为分红、土地使用等问题产生一些小摩擦,但在村干部的调解下,总能圆满解决。在初级社里,爷爷学会了使用新式步犁,他骄傲地说:“用上新式步犁,耕地的速度快多了,粮食产量也跟着涨。”再后来,高级社成立了。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各户的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实行按劳分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这一转变,让大家真正成为了命运共同体。村里组织开垦荒地,种上了大片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还派人去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新型农机具。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社里开展劳动竞赛,看谁的地种得好,看谁的工分挣得多。在大家的努力下,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村里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爷爷感慨地说:“从互助组到高级社,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可大家的心始终在一起。那些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为后来的好日子打下了基础。”如今,时代变迁,农村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那份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刻在了爷爷这代人的心中,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

我的外公

流金 08-18 05:19 阅读 3131 回复 9
我的童年,总与一方满是药香的小院缠绕。那时父亲因政治运动常遭批斗,母亲怕那些风雨伤了我幼小的心,早早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他是偏僻乡里的土医生,也是我童年最安稳的避风港。外公的院子从不是寻常模样,门前屋后都被药材占满了。瓜蒌藤蔓爬满竹架,垂着一个个青绿色的果实;麦冬在地上铺成一片细密的绿毯,叶片间藏着小小的花苞;金银花更淘气,顺着土墙往上攀,开得满院都是白的、黄的花。外公总在院里忙,施肥、剪枝、松土,身影在藤蔓间穿梭。我跟在他身后,踮着脚帮他提水桶浇苗,指尖沾着泥土,鼻尖萦绕着药材的清香,那味道,是我童年最安心的背景音。外公虽是土郎中,手里的土方子却救过不少乡邻。我至今记得那个闹大疮的小孩,脑后脖子上肿起一个吓人的脓包,哭了几天几夜,家人急得团团转。外公没先动手,反倒掏出糖果,又端来温好的蜂蜜水,笑着哄那孩子。小孩盯着外公慈祥的脸,渐渐止了哭;外公又拿一把小木梳,轻轻梳他的头发,痒得孩子咯咯笑起来。就在这笑声里,外公从棉花团里悄悄抽出一把小刀,快准地划开大疮,脓血水溅了我一脸。我没怕,反倒偷偷擦了擦脸,觉得外公像个会变魔术的人。后来每次换药,外公都让我来帮忙,看着那疮口一天天缩小,直到一周后彻底愈合,我才懂,外公的“魔术”里,藏着的是细心与底气。有一年县里要求种牛痘,说是能预防天花——那时大家都怕得天花,一旦染上,脸上就会留下坑坑洼洼的麻子,要跟着一辈子。疫苗发到乡里,外公接了三个村的接种任务。他让我和表姐当帮手,教我们用针轻轻刺破上臂三角肌的皮肤,滴上一滴疫苗,每次划两点、滴两滴,就算完成了。接种后,大部分人的伤口会红肿,外公说那是成功的信号。那段日子,外公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带着我们赶路,直到天黑才回院,整整忙了七天,才把三个村的牛痘都种完。夜里我揉着酸困的胳膊,外公却笑着给我们煮红糖姜茶,说:“多救一个人,心里就多踏实一分。”外公还总教我认药方、记汤头。他看病时开处方,会让我在一旁看着,等病人走了,就让我照着方子抓药。时间久了,我也能背下些常用的方子。有次邻村来个中年男人,捂着右下腹喊疼,外公曾跟我说过,这种疼加大便不通叫“结症”,就是后来人说的阑尾炎。他看着我,说:“你来开方试试。”我攥着药方纸,想起“大黄牡丹皮汤”,一笔一划写下药名,抓了三付药。后来那男人来说,吃了两付就不疼了,我心里满是雀跃,外公拍着我的头说:“看病要用心,不能只记方子,要懂病的根。”最难忘的是给妈妈看病。那年我八岁,妈妈突然不吃饭,还总想吐。外公让我先诊诊看,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起初以为是胃病,可仔细一看,妈妈的眼睛有点发黄,我想起外公说的“眼黄、尿黄要留心”,忙问妈妈尿色怎么样。妈妈说尿少又黄,我又看了她的舌苔,心里有了底,小声说:“可能是急性黄疸肝炎。”外公点点头:“那你就开‘茵陈汤’吧。”我照着记忆抓了药,妈妈连服三付,眼黄慢慢退了,上腹部的饱胀感也没了,渐渐能吃饭了。看着妈妈好起来,我第一次觉得,外公教我的不只是药方,更是能守护亲人的力量。外公离开我已经几十年了,可那方飘着药香的小院,他哄孩子时的笑容,教我认药时的耐心,还有那些治病救人的小事,都像刻在我心里的印记,从未褪色。每当想起他,鼻尖仿佛又能闻到那熟悉的药香,暖得让人想哭——那是外公的味道,是爱与责任的味道,会陪我一辈子。

我的两位舅舅

流金 08-19 05:10 阅读 4279 回复 6
外公膝下有两女两子,母亲是家中长女,嫁与父亲后,便扎根在那个因祖上有地有酒坊、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家里。姨妈是次女,嫁去城里做些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在这姊妹俩之外,便是我记忆里性格、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两位舅舅。大舅舅的人生,总带着几分时代的厚重与遗憾。早年他被拉壮丁,成了国民党的兵。凭着一身吃苦耐劳的劲头,他在部队里从班长一步步升到排长,打仗时总冲在最前面,凭着一股不怕死的狠劲,又从营长升到了团长。我曾听家里人说,南京的国民党政界还曾专门给他授过奖,那时的他,正是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刻。可这样的好景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最终退守台湾,摆在大舅舅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跟着去台湾,要么留下。他终究是舍不得故土,选择随部队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原以为能就此安稳生活,可他骨子里的旧思想,却让他在后来成了被管制的对象。几次运动中,他始终没能彻底“接受改造”,最后不仅被关押,还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在农场的日子里,他疾病缠身,最终没能扛过去,就这样与世长辞。如今想起大舅舅,他那股不服输、敢冲敢拼的性格,依然清晰地留在我心里。小舅舅与大舅舅截然不同,他性格开朗,还特别好学上进。外公起初想让他学医,他没兴趣;后来又劝他学做生意,他也不愿意。机缘巧合下,他成了村大队的会计,凭着一股兢兢业业的劲儿,慢慢熬到了村大队书记的位置。只是在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地主”的成分不好,每次妈妈带我回外婆家,小舅舅总因为自己的身份,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很少和我们说话。那时的我,对他没有太多感情,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总觉得他身上带着一股“官气”,隔着一层距离。如今我早已长大成人,两位舅舅的人生故事,却像老电影里的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里。他们一个在时代浪潮里起起落落,带着遗憾离场;一个在乡土间踏实前行,却也曾因现实隔阂疏远。那些过往的片段,或许带着些许遗憾与陌生,却都成了我心里难以忘记的记忆。《图片來自网络》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浪潮席卷而来,人民公社大食堂便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1958年,全国农村积极响应号召,各村生产队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的口号一经提出,便迅速点燃了人们的热情,大家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现实的落脚点,很多地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开启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胆尝试。在那些日子里,每到饭点,村庄里便热闹非凡。社员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纷纷来到食堂。食堂里,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着饭菜,一边分享着当天的见闻和劳动心得。墙壁上张贴着“讲究卫生”的标语,人们在饭前都会认真洗手,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食堂的工作人员用小推车将饭菜一一端上桌,才开始也有米饭和馒头,后来的主食大多是土豆、红薯等,偶尔也会有红薯面馍馍,这些简单的食物,在当时却能让社员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然而,这种看似美好的“共产主义大锅饭”模式,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那时生产队仓库的粮食一天天地减少,记得我们村的食堂,起初还能顿顿有饭吃,可没过多久,饭就变成了稀粥,到后来,连稀粥里都难见米粒,只剩下清汤寡水的菜汤。每家按人头分饭,大人能分到一碗清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小孩只有半碗。我们家两个大人、三个小孩,总共只能领到三碗半,这点吃食哪里够填肚子?家里的锅早就上交去大办钢铁了,连自己生火做饭的家伙都没有,只能眼睁睁挨着饿。日子久了,我们这些孩子饿得连上学的力气都没有,常常走着走着就眼前一黑,晕倒在路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日益严重,粮食短缺、社员积极性受挫等状况愈演愈烈,最终,在1961年底,全国大多数公社食堂纷纷停办,这场试验型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宣告终结。人民公社大食堂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但它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热切追求和大胆探索,尽管这种探索由于缺乏经验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遭遇挫折,但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追求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际,合理分配资源,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图片来自网络》

我要读书

流金 09-14 11:18 阅读 1690 回复 9
我要读书 我看到现在一些学生沉湎于手机游戏,不好好读书,心里真不是滋味。想想我们过去读书的艰难,我不禁心生感慨。 一九八六年秋季开学,我继续担任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开学一星期了,有一天晚上 ,我的上一届毕业的学生张伟国忽然背着被子来到我家,使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他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他说,他想上学,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就让他背着被子来找朱老师想办法。这一下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已经开学一星期了,我能够想什么办法呢? 我陷入了沉思。一九五九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不能升学,辍学了。我每天哭泣 ,弄得面黄肌瘦已经要垮了,最后在我的老师帮助下, 才找到了出路。眼前张伟国的情况,我感同身受,我是十分理解,十分同情的。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李智学老师。当年,李老师在长滩高中教书,是我的儿子的班主任,我在大口中学教书,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他现在被调到钟祥职业高中教书,我决定去找李老师帮忙。主意一定,我给学校请了假,第二天,我带着张伟国搭车到钟祥去“钟祥职高”。 到钟祥职高见到了李智学老师,他看到我带着一个学生背着被子来了,吃惊不小。我说明来意。李老师说:“朱老师,我们职高也不是随便进的,我们也是凭考试录取的啊!”我说 :” 这个我明白,可职高总是要求低一点吧。孩子失学太痛苦,实在没有办法,万般无奈,才来找你帮忙的。现在学生已经来了,你看着办吧。”李老师沉吟一阵子,说:“朱老师,真有你的,你是让我没有一点退路呀!”最终,李老师找职高学校领导,好说歹说 ,最后算是把张伟国安排职高读书了。我把张伟国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才放心地回大口学校。 事情过去了四十年,往事历历在目。孩子们读书不容易啊!故曰“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时,正是读书涨知识的黄金时期,家长和孩子们都要好好地珍惜这大好时光啊!现在这么好的上学读书条件,我们要克服那些不良倾向和习惯,努力上进,为走上美好的人生道路而努力吧!

外乡媳妇

流金 09-14 08:27 阅读 2144 回复 8
外乡新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个穷地方有个愁人的现状——男多女少。村里的青壮年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先犯怵的不是找不到心上人,是凑不齐彩礼和嫁妆。那时男方要备三转一响,女方得缝十床八床新被褥,可地里刨食的人家,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张家大哥二十七八岁还没成家,天天帮着家里喂猪、下地,夜里就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李家二哥托人相了三次亲,每次都卡在彩礼上,最后姑娘家都另寻了人家。眼看着一批批小伙子熬成了“老光棍”,长辈们急得嘴上起泡,却没半点法子,一代人的婚姻,就这么被穷日子拖着、误着。转机是从村东头的老王叔开始的。他去四川走亲戚,见那边有些姑娘愿意往外走,便试着牵了线。第一个来的是四川姑娘小琴,跟着老王叔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三趟拖拉机才到村里。她不怕穷,就想找个踏实人过日子,最后和老实巴交的赵家二哥成了亲。消息传开后,村里不少人都动了心思。有人跟着去四川,也有人往宜昌的贫困山区跑。那些地方的姑娘家里条件不好,也盼着能找个安稳去处。王婶家的儿子就是从宜昌带回了媳妇阿秀,阿秀手巧,不仅会缝补,还跟着村里人学种果树,没过两年就把小日子打理得有声有色。后来,越来越多“外边的新娘”嫁到了村里。她们带来了不同的乡音,也带来了过日子的劲头。曾经愁眉苦脸的光棍汉们,有了媳妇,家里有了烟火气,干活也更有奔头。彩礼不再是拦路虎,两个人一起打拼的日子,反倒比讲究排场的婚姻更踏实。现在再提起那些年的事,老人们总说,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姑娘,救了村里一代人的姻缘。她们像山间的溪流,从远方流来,滋润了这片曾因贫困而干涸的土地,也让一个个家庭有了温暖的模样。

生辰与时代同行

流金 09-13 05:27 阅读 1461 回复 9

艰难考生路 汉江结情缘

流金 08-07 04:43 阅读 5915 回复 9
一九六四年,我踏入河南焦作煤田地质学校,未料半年后学校下马支援农业,我被迫失学。同班同学何家珍带来一则消息,她武汉的舅舅提及广州美术学院将在武汉招生,她因对画画无感且无专长,便将此机会转予我,知晓我热爱绘画且有一定功底,劝我报名寄作品尝试。 在校时,每逢节日办庆祝刊,刊头画皆出自我手。曾有一幅“我们的工人有力量”的工人形象画作,在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还记得毛泽东生日时,齐白石所赠“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的篆书对联发表于人民画报,我*夜临摹,从复写学描直至能熟练书写,在当时影响颇大,家中堂屋、邻里皆求字,就连班主任与校长也向我索要。 此文本是应南阳文化网征文而作,原计划写赴武汉考试途中因汉江船坏耽误考期之事,却不慎跑题,现回归正题。何家珍让我寄作品,我选了两幅自认为最佳之作寄出,近一个月后收到准考证,考试时间约在七月二十九日。 彼时南阳去武汉极为不便,无直达车,需多次转乘,路途遥远。何家珍舅舅建议坐船,南阳到襄樊无车,仅有短途班车。临近考试,我心急如焚,七月二十九日踏上赶考路,先坐班车,后步行百里至豫鄂交界,再乘马车赶到襄北劳改农场,又马不停蹄赶往襄樊汉江船码头,未敢住旅社,在候船室坐等明早五点的船。 午夜,在候船室结识新野考生张明良,他家庭条件优渥,武汉有亲戚。他说五天后能赶上考试,我俩相谈甚欢,他邀我考完去他家。在船上轮流休息,不觉已过两夜。第三夜,船因水小搁浅,后又发现船坏,船长称将从武汉调船。直至第四天才等来船,船行缓慢,每分每秒对我们而言都煎熬难耐。 八月二号船抵武汉,考期已过,我们仍前往武大附中,希望破灭。我随张明良到其姨母家,他表哥提及钟祥荆襄磷矿招工,我们前往。到矿上被编入临时工队,每日下井作业。张明良不堪吃苦,两日便回新野,我因家庭出身不佳,无依无靠,便留在矿山,就此与荆襄矿山结下不解情缘。 历经风雨数十载,我从临时矿工转为工区卫生员,再成为工区医生,后被保送至武汉医学院进修,成为代培生,苦学毕业,通过医师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家执业医师。下图是伟人毛泽东生日时,著名画家齐白石所赠“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的篆书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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