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园庄的两朵花

竹园庄的两朵花
竹园庄完小的时光，像村头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风一吹，就漾开细碎的、带着甜味的回忆。在那段沉默的岁月里，有两朵花，曾那样鲜活地开在我孤寂的世界里——张玉华和王聘凤。
那时的我，像株被遗忘在墙角的狗尾巴草，不爱说话，也躲着人群。是她们，像两只轻快的小蝴蝶，主动落在了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张玉华的口袋里，总像藏着魔法，时常会摸出一颗硬糖、半块烤红薯，趁我不注意时塞进我手里。那糖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味从舌尖一直漫到心里，是我灰暗童年里为数不多的亮色。王聘凤则像个细心的小老师，每当我对着算术题皱紧眉头，手指在草稿纸上画满圈圈时，她就会轻轻搬来小凳子坐在我旁边，用铅笔尖指着题目，一句一句地讲，声音软乎乎的，像春日里的细雨，把那些难懂的知识点，一点点浇进我的心里。而我，就那样低着头，默默接受着这一切，像接受阳光的禾苗，连一句“谢谢”都羞于说出口，更不懂如何去回报。她们就像我的左膀右臂，悄悄推着我，让我的成绩单上，红色的叉号越来越少，蓝色的对勾越来越多。
王聘凤是班里最耀眼的那束光。她的老家在城里，后来因为父亲的婚姻，才跟着来到我们村。她家里条件好，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我们总带着泥土味。她的父母从不让她干农活、做零活，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她的学习上。作为学习委员，她的作业本永远是最整齐的，考试成绩永远是第一名，是老师口中的骄傲，也是我们眼里的“榜样”。小学毕业，她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南阳一中，之后的路更是一帆风顺，从初中到高中，她的名字总能出现在年级排名的最前面。再后来，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工作。听说她还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大世面。她的人生，就像她写的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写得端正、开阔，最终走向了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想都不敢想的广阔天地。
张玉华的路，却走得越来越偏。高小毕业后，她考上了南阳十四中，可没读多久，就转去了一所技工学校。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国营工厂，在食堂管事儿，还兼着财务。那时的她，日子过得不算差，却还记得我这个穷同学。
有一次，她特意绕路来我家，站在院门口，裤脚还沾着路上的尘土。她从怀里的蓝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沓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二十斤全国流通粮票。那粮票是淡蓝色的，边角被磨得有些毛糙，却带着她手心的温度，沉甸甸的，压得我手指都有些发麻。我愣在原地，喉咙像被晒干的棉絮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粮食金贵得要命，二十斤粮票能让我们家省出半个月的口粮。可我看着她眼里的热乎劲儿，再想想自家徒有四壁的样子，一股莫名的倔强和窘迫猛地涌了上来。我攥着粮票的手指关节都泛了白，最后还是狠狠心，把那沓粮票推回了她怀里。“华姐，我不能要。”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不敢看她的眼睛。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愣了几秒，才轻轻“哦”了一声，把粮票重新包好放进包里。她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走了，脚步比来时沉了不少。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又酸又涩，想喊她，喉咙却像被卡住一样，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来往了，偶尔在路上碰到，也只是匆匆打个招呼，那声“华姐”，终究没能说出口。
后来，突然从别处听说，她在食堂管财务时，为了多占点小便宜，动了歪心思，做了假账，一次就贪污了上百元。那时候的一百元，对普通人家来说是笔巨款。听说她家里靠着这些钱，日子过得挺滋润，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反贪污运动一来，她的事就被揭发了。因为数额“巨大”，她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脑海里全是小时候她塞给我糖时，那张带着笑容的脸，还有那天她站在院门口，递粮票时眼里的光。怎么也没法把这些，和“劳改犯”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如今，每当我路过竹园庄完小的旧址，总会想起张玉华和王聘凤。她们曾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陪伴，只是命运的风一吹，一朵飞向了云端，绽放出了最绚烂的光彩；一朵却不小心踩进了泥坑，再也没能爬出来。人生的岔路口，一步走对，一步走错，竟是如此截然不同的结局，让人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