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行医路：我的药箱与村庄的岁月
田埂行医路：我的药箱与村庄的岁月
我叫白河水，是村里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从背起药箱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日子和村里人的健康绑在了一起。四十多年来，药箱的肩带磨破了一根又一根，田埂上的脚印叠了一层又一层，那些救死扶伤的惊险、邻里间的温暖，都像村头老井的水，清亮亮地记在我心里。
村西头王梅家的事，是我行医路上最早的生死考验。那天我刚从地里帮老伴干完活，就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拦住。王梅怀里抱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孩子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眼睛翻得只剩下眼白，小脸憋得发紫。她跑得太急，撞得我一个趔趄，扑通就跪在泥地里，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角：“白大夫！救救我的娃！他快不行了！”
我立刻蹲下身，打开随身的药箱，摸出银针。指尖在孩子细小的穴位上快速游走，十宣穴、人中穴依次刺入，最后一针扎向涌泉穴时，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在我听来比任何声音都动听。我赶紧摸孩子的额头，滚烫的温度烫得我手心发疼，体温计显示41度，是凶险的小儿高热惊厥。我一边让王梅找湿毛巾给孩子敷额头，一边快速抽针管，苯巴比妥钠肌注镇静，氨基比林注射退热，动作一气呵成，不敢有半分停顿。
半个钟头后，孩子的哭声弱了，呼吸渐渐平稳，体温降到38度，安安稳稳睡了过去。王梅抱着孩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给我磕头。我连忙扶起她：“使不得，这是我该做的。以后娃发烧超过38度就赶紧找我，可别再耽搁了。”
七组杨小姑家的意外，更是让我至今想起都后背发凉。她家孩子总喊肚子疼，以往我给开点阿托品片，或者打半支阿托品针，很快就没事了。那天我去邻村给一位瘫痪老人看病，杨小姑抱着哭闹的孩子来卫生室，管药房的玉石见孩子哭得可怜，想着帮我分忧，就拿了阿托品给孩子打针。可没过多久，孩子突然抽搐不止，口吐白沫，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玉石吓得魂都没了，疯了似的跑到村广播室，对着喇叭大喊：“白河水！白大夫！你快回来！杨小姑家的娃要不行了！”我在邻村听到广播，心里猛地一沉，骑上自行车就往回冲，车轮碾过田埂溅起的泥水糊了一脸，我却顾不上擦，只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冲进卫生室时，孩子脸色发青，呼吸微弱。我一把抓过玉石手里的空针管，看清剂量的瞬间，头皮都麻了——5毫克！这对两岁的孩子来说，就是致命的剂量！我强迫自己冷静，立刻找出毛果芸香碱注射，这是阿托品的特效对抗剂，又快速配好多能量液给孩子静脉滴注。那几个小时，诊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输液管滴答滴答的声音。直到孩子手指动了动，睁开眼小声喊“妈妈”，我才瘫坐在椅子上，后背全是冷汗。杨小姑抱着孩子哭，玉石红着眼眶道歉，我拍了拍她的肩：“没事就好，以后用药千万要按剂量，咱们手里的针管，连着人的命啊。”
行医路上，不只有惊险，更多的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村东头的张大爷，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伴走得早，就他一个人过。每次生病，都是我上门看病。有一年冬天，张大爷肺气肿犯了，喘得连床都下不了，我每天早上踩着雪去给他输液、吸氧，连续跑了五天。等他好利索了，特意拎着一筐自己种的橘子来卫生室，橘子冻得冰凉，却甜到了我心里。他拉着我的手说：“白大夫，要不是你，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埋了。你比我亲儿女还亲。”
村里的孩子们，更是我药箱边的“小尾巴”。每次我出诊回来，总有几个孩子围着药箱转，好奇里面的针管、药片。有次给村南头的小石头扎针，他吓得哇哇哭，我掏出一颗水果糖哄他：“勇敢的娃扎针不疼，扎完咱就吃糖。”后来每次路过他家，小石头都会跑出来，从兜里掏出一颗奶糖塞给我：“白爷爷，这个给你吃，你下次扎针轻点好不好？”那些小小的糖果，带着孩子的天真，也藏着最纯粹的信任。
还有一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刚行医那几年，村里的李奶奶得了急性阑尾炎，那时候村里没条件手术，只能往镇上医院送。可那天大雨滂沱，山路泥泞，拖拉机根本开不出去。李奶奶疼得满地打滚，我急得满头大汗，只能先给她注射止痛药，然后和几个村民一起，用门板抬着李奶奶往镇上赶。山路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浑身都湿透了，却没人敢停下。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把李奶奶送到医院。后来李奶奶康复了，特意让儿子给我送来了一双新布鞋，鞋面纳得密密麻麻，她说：“白大夫，你为了我遭这么大罪，这双鞋你收下，走路能稳当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村里的“小白大夫”变成了“老白大夫”，药箱里的药品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我对村里人的心意，从来没变过。我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能像大医院的医生那样治疑难杂症，只能守着这小小的村庄，守着村里的老老少少，谁家有人生病，我就背着药箱上门；谁有难处，我就搭把手帮忙。
现在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以前利索，可只要村里有人喊“白大夫”，我还是会立刻背起药箱出门。这条田埂行医路，我走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像村头的老槐树，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一直守着这个村庄，守着我这沉甸甸的药箱，守着村里人的健康与平安。
我叫白河水，是村里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从背起药箱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日子和村里人的健康绑在了一起。四十多年来，药箱的肩带磨破了一根又一根，田埂上的脚印叠了一层又一层，那些救死扶伤的惊险、邻里间的温暖，都像村头老井的水，清亮亮地记在我心里。
村西头王梅家的事，是我行医路上最早的生死考验。那天我刚从地里帮老伴干完活，就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拦住。王梅怀里抱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孩子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眼睛翻得只剩下眼白，小脸憋得发紫。她跑得太急，撞得我一个趔趄，扑通就跪在泥地里，双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角：“白大夫！救救我的娃！他快不行了！”
我立刻蹲下身，打开随身的药箱，摸出银针。指尖在孩子细小的穴位上快速游走，十宣穴、人中穴依次刺入，最后一针扎向涌泉穴时，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在我听来比任何声音都动听。我赶紧摸孩子的额头，滚烫的温度烫得我手心发疼，体温计显示41度，是凶险的小儿高热惊厥。我一边让王梅找湿毛巾给孩子敷额头，一边快速抽针管，苯巴比妥钠肌注镇静，氨基比林注射退热，动作一气呵成，不敢有半分停顿。
半个钟头后，孩子的哭声弱了，呼吸渐渐平稳，体温降到38度，安安稳稳睡了过去。王梅抱着孩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给我磕头。我连忙扶起她：“使不得，这是我该做的。以后娃发烧超过38度就赶紧找我，可别再耽搁了。”
七组杨小姑家的意外，更是让我至今想起都后背发凉。她家孩子总喊肚子疼，以往我给开点阿托品片，或者打半支阿托品针，很快就没事了。那天我去邻村给一位瘫痪老人看病，杨小姑抱着哭闹的孩子来卫生室，管药房的玉石见孩子哭得可怜，想着帮我分忧，就拿了阿托品给孩子打针。可没过多久，孩子突然抽搐不止，口吐白沫，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玉石吓得魂都没了，疯了似的跑到村广播室，对着喇叭大喊：“白河水！白大夫！你快回来！杨小姑家的娃要不行了！”我在邻村听到广播，心里猛地一沉，骑上自行车就往回冲，车轮碾过田埂溅起的泥水糊了一脸，我却顾不上擦，只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冲进卫生室时，孩子脸色发青，呼吸微弱。我一把抓过玉石手里的空针管，看清剂量的瞬间，头皮都麻了——5毫克！这对两岁的孩子来说，就是致命的剂量！我强迫自己冷静，立刻找出毛果芸香碱注射，这是阿托品的特效对抗剂，又快速配好多能量液给孩子静脉滴注。那几个小时，诊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输液管滴答滴答的声音。直到孩子手指动了动，睁开眼小声喊“妈妈”，我才瘫坐在椅子上，后背全是冷汗。杨小姑抱着孩子哭，玉石红着眼眶道歉，我拍了拍她的肩：“没事就好，以后用药千万要按剂量，咱们手里的针管，连着人的命啊。”
行医路上，不只有惊险，更多的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村东头的张大爷，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伴走得早，就他一个人过。每次生病，都是我上门看病。有一年冬天，张大爷肺气肿犯了，喘得连床都下不了，我每天早上踩着雪去给他输液、吸氧，连续跑了五天。等他好利索了，特意拎着一筐自己种的橘子来卫生室，橘子冻得冰凉，却甜到了我心里。他拉着我的手说：“白大夫，要不是你，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埋了。你比我亲儿女还亲。”
村里的孩子们，更是我药箱边的“小尾巴”。每次我出诊回来，总有几个孩子围着药箱转，好奇里面的针管、药片。有次给村南头的小石头扎针，他吓得哇哇哭，我掏出一颗水果糖哄他：“勇敢的娃扎针不疼，扎完咱就吃糖。”后来每次路过他家，小石头都会跑出来，从兜里掏出一颗奶糖塞给我：“白爷爷，这个给你吃，你下次扎针轻点好不好？”那些小小的糖果，带着孩子的天真，也藏着最纯粹的信任。
还有一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刚行医那几年，村里的李奶奶得了急性阑尾炎，那时候村里没条件手术，只能往镇上医院送。可那天大雨滂沱，山路泥泞，拖拉机根本开不出去。李奶奶疼得满地打滚，我急得满头大汗，只能先给她注射止痛药，然后和几个村民一起，用门板抬着李奶奶往镇上赶。山路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浑身都湿透了，却没人敢停下。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把李奶奶送到医院。后来李奶奶康复了，特意让儿子给我送来了一双新布鞋，鞋面纳得密密麻麻，她说：“白大夫，你为了我遭这么大罪，这双鞋你收下，走路能稳当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村里的“小白大夫”变成了“老白大夫”，药箱里的药品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我对村里人的心意，从来没变过。我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能像大医院的医生那样治疑难杂症，只能守着这小小的村庄，守着村里的老老少少，谁家有人生病，我就背着药箱上门；谁有难处，我就搭把手帮忙。
现在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以前利索，可只要村里有人喊“白大夫”，我还是会立刻背起药箱出门。这条田埂行医路，我走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像村头的老槐树，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一直守着这个村庄，守着我这沉甸甸的药箱，守着村里人的健康与平安。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