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永远闪耀的巨星——钟祥籍学界泰斗李济浅谈

一颗永远闪耀的巨星 
——钟祥籍学界泰斗李济浅谈
穆公

古邑钟祥，人杰地灵，文运昌盛，精英辈出，才俊纷呈，群星璀璨，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一、不凡家世与成长之路
1896年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二年），李济诞生在钟祥县城中双眼井处（现在的钟祥市郢中镇双眼井街24号）。因住宅不远处有口双眼井（在一块大石块上凿成的两圆口，直径约50公分，便于取水快捷），家人便将李家这位新丁取名为“李顺井”（“顺”字为辈份），后因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学习时（1911年），李顺井思想随年龄、见识增长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决心以“达济天下”为己任，便将名字以“李济之”代之（以后简称“李济”）。
李济家世代书香门第，其先祖李峦为清代中期著名画家兼诗人，与闻名的清初“四王”大画家齐名。嘉庆皇帝对其所绘《溪山高逸图》在御览后极为赏识，誉为“画中逸品，一朝之雅”。李峦作品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院、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等处。李济父亲李权，为清末郢中饱学之士。在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后的人才选拔中，历考历优。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朝廷举行的大考中，李权以朝考一等为湖北之冠（类似科举时的朝考一甲进士，现在的湖北高考状元）而入仕途，被分到清廷学部（类似现在的教育部）供职，成为一名七品京官。
李济从小就在父辈们的熏陶良教下熟读国学经典，随父入京后，在各学校先后受到林语堂等硕儒的精心传授，进一步夯实了国学根基。1911年，李济考入到“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学习。在清华学堂的几年间，他收获颇丰，为出国打下了较扎实的外文知识基础，其自身的国学又进一尺。因为他遇上了民国第一士——梁启超的老师马季立教授。马教授精通“八股”之道，对李济等学生进行了相应训练，从而培养出了他写作快捷，表达流畅的文字能力。清华学堂的另一国学老师饶麓樵教授，则培养出李济在学问上重证据，不空谈的治学方法（为李济以后选择的考古事业打下了良好之基础，一生治学如此）。
在清华学堂期间，李济除了学业外，并参加了校内外活动，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认真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遂萌发出“科学知识救国”之念，立志赴国外好好学习，寻求救国兴邦之良方、良策。
1918年8月中旬，李济带着一腔爱国情怀及报国之志，与百余名留学生在上海乘上远洋轮，踏上赴美求学之路。在美国的五年学习中，李济本着“探人类起源，寻中华形成”之初衷，先后学习了《心理学》、《人类学》等主课程，兼修了《希腊考古学》、《埃及考古学》、《梵文》等众多课程，从而渐渐地对考古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所下功夫较深，为日后回国从事中国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到学业结束时，李济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前已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人在该领域获取殊荣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原著英文，合中文20多万字），以“极佳”的评语获得通过，成为中国人写“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著名学者评其论文“自后，中外学人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文”。继而，李济被美国“人类学会”吸纳为会员。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1923年夏，李济怀着满腔报国之志，回到了赋予他宏大志向的祖国（古都北京）。不到而立之年的他，回国不久便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聘，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儒并称“五大导师”，主授《考古学》相关课程。研究院的学生无比钦佩这位风华正茂的导师，毕恭毕敬施弟子之礼。在清华大学，李济遂正式走上了考古专业之路至终老。

二、让考古学为祖国争光，为民族正名 
何谓“考古”，简略地说，就是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对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对所出土的各种物品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而找出史前历史真面目及发展规律。用时下话说，考古事业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极为重要之文化载体。李济能被称谓“中国考古之父”，其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有开创之功，泽后之绩。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坚定民族自信心，创建起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专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叫“考古学”的现代学科，悄然在世界兴起。为顺应世界科学潮流，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这一学科重要性，作出了相应反应。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杰出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征求多方意见，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定李济这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充满朝气的青年学人担当中国考古学领头雁。而立之年的李济不负众望，以强烈的爱国之心及厚重的学养，担当起重任，率众同仁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专业队伍。在与外国学者合作的过程中，坚持独立性，不让外国学者带走一件中国文物。
（二）年轻的考古队伍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及钦佩。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数年间，李济率领团队，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学人密切配合，对数处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尤其是轰动世界的河南境内殷墟遗址的发掘，先后开展了15次行动（其中由李济直接主持参与10次）。通过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从而弄清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韵文化的先后次序，解决了系列中国史前史重要问题。此发掘和研究，受到国内外极大关注，国际上称这一发掘堪于19世纪的希腊古城特洛伊的发掘，20世纪初克里特岛诺萨斯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重大考古事件。
（三）毕生追求科学化研究，用考古研究的事实为国人树立起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提供理论依据。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国力渐衰，屡遭列强侵略欺凌，且为全方位的。侵略者及一些带有色眼镜的人公然叫嚷“中国人种低劣”、“中国文化西来说”等谬论。国内的少数崇洋媚外者不知廉耻地跟着附会，且公然鼓吹“全盘西化论”，甚至连汉字也被这些人说成是阻碍中华前进的绊脚石，要求取消，改用拼音文字。面对中外少数人之谬论，以李济为首的考古人，依据发掘的人体肢化石、头盖骨化石、青铜器、甲骨文字、陶器及漆器上的花纹图案等种种实物的精心测算、对比，并参照国外考古发掘的各种实物的图片文字资料进行比对，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中华人种与世界上一切民族人种一样。在数万年的迁徙变换中（大都为气候改变等自然条件所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民族都不能说自己是纯种人，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尤其是欧美较发达的一些民族。至于汉字，它与拼音文字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字比拼音文字更有它优越性一面。现在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汉字现已成为联合国专用五种文字之一。时下，学习汉语在世界上蔚然成风。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不低劣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以前之落后，归结于落后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以前落后的林林总总都抛甩到太平洋里去了。时下，我国政府对外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国策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这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向善向上文脉的延展与发扬。正是这种文脉的延展与发扬，支撑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地向前发展着！
（四）卓越的考古研究成就及所培养出的考古人才，让中华文明熠熠生辉。李济一生从事考古和中国上古史研究，写出的有关论著和论文达140余种之多，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钦佩。他将中国上古史推进到更远期，比之前的推论早了数千年。同时打破了中国历史只限于长城以内地域，大呼“中国人上了秦始皇的当”，且用翔实的考古依据证明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摇篮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长江领域同样是中华文明摇篮。从近几十年出土的地下文物比照，再次印证了李济的论说，尤其是四川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发掘所呈现的大型青铜器，精美玉器等器物。
李济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治学眼光宏大，在系列考古研究中，运用各种学科助推考古学，从而体现出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如对语言文字，他明确指出：要想了解中国文明之本质，首先要对中国文字有较透彻之了解。无怪乎一位资源历史学家说过一句诙谐之言：满清人靠武力征服关内汉人，而汉人的文字却将满清人彻底征服了。
李济坚持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坚决反对那种以某一民族历史代表人类历史发展之谬论，明确提出：任何民族的历史演进都不能自外于全人类的范围和形成。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占一席之地，乃是因为在东亚，包括环太平洋群岛、南北美洲。在这一个大的区域内，就人类文明的程序而言，最早中心点在中国。
李济以一个严谨的考古学家眼光，高度肯定了中国新石器后期和殷商时代的文化成就。他认为当时的文化显示出了一种高度的兼容性，且已形成了自己固有主体。龙山文化“代表海岸育成的东方文化”，仰韵文化“代表与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而这两种文化似乎都直接关联到一个更老的中国背景：龙山文化的骨卜，夏县西阴村的蚕茧，各地出土陶片上优美的装饰艺术。尤其是甲骨文的出现，更印证了“中国背景”的巨大磁性效能。
一位知名学者在评价李济的学术价值时这样说道：“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和普世价值。”
李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更是一位培养考古人才的掌门人。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与治学生涯中，他紧紧团结同道，为中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特别能战斗的考古队伍，海峡两岸（含海外）的考古学界精英，无不受教于李济为首学人的栽培及拔携。如新中国考古学界掌门夏鼐，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张光真等均为李济门下高足。
李济不仅是考古学界泰斗，在音乐上也有一定造诣，尤以古琴见长。1925年，他在《清华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幽兰》，以一位考古家眼光，运用翔实材料，从音乐角度对中西音乐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中西方音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着的，此论说受到学界普遍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