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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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家乡先烈张华,就是精辟诗句里的后一种人,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1947年1月17日,在延安交际处,为庆贺徐特立七十寿辰举办的鸡尾酒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听取了属下李相九关于张华烈士的事迹汇报后,痛惜而又深情地说道:“应该将张华同志的革命事迹好好整理出来,这是对我们党,对人民,对他的家人及后辈一个很好的交待!”周恩来的一番肺腑之言,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1956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华为“革命烈士”。张华,何许人也?竟能得到周恩来的如此重视及青睐?让我们从他短短34年的人生历程中来寻找答案吧!一 少年壮志怀,欲在天下兴。张华,字冠军,学名中冕,别名张子余,1895年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洋梓古镇一个大家族中的殷实之家。父亲张时生乃前清秀才,一方名医,膝下有五子,个个聪慧俊逸。张华为家中长子,弱冠之时就在私塾先生指引下用功读书,可将所学的四书五经等课文诵背如流,尤得父亲宠爱。在为长子取名时,张时生老先生故以“中冕”名之,是指望长子张华有朝一日名登金榜,光宗耀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起云涌,五洲震荡的年代,虽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生的资产阶级,但却并未改变中国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一切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都在积极探索拯救之路。张华出生地古镇洋梓,地处大洪山南麓,汉江支流敖河边。这里水路交通便利,在以水路为主的年代,漕运发达,帆桅千条,大型船只可直达武汉汉口巷,信息畅通,商贸繁荣兴旺,素有“小汉口”之称。独特的地理环境,优越的人文环境,催生了张华的早慧。小小年纪的他已不满足私塾教育,欲到古镇外的地方去寻求更多的知识,父亲张时生便将他送到钟祥县城里的新式高等小学堂读书求学。高等小学堂地处先秦时期大文学家宋玉名篇《风赋》里提到的“雄风”之源的古兰台东侧大井湾处,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后兴建的。历史文化名城钟祥,一度为楚国都城及陪都,名郊郢,自古人文昌盛,英才辈出。自科举废除后,公办、私立的新式学堂春笋般地在古城涌出,经济宽裕之家,纷纷将子女送到这里求知问学。良好的学习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小张华的求知欲,学习更为努力用功,门门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被称为“小才子”。他的带教老师李若放先生在人前夸耀这位得意门生时,自豪地说:“张中冕出口成章,落笔成文,超过同窗,贤于先生。”在一次作文中,张华杜撰出一个“张子”,老师问其出处,他风趣且幽默地说道:“中国出了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难道就不能出个张子?”由此可见其抱负之大。随着年龄渐大,阅历渐增,张华逐渐把目光从圣贤书上转向社会。目睹列强入侵,百姓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晚清政府,只能苟延残喘,他表示出强烈不满,常对同学们悲愤地说:“国不为国,家不为家,什么世道!”为找到达济天下,振兴中华的出路,张华于1911年初赴省城武汉求学。送别时,父亲对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你要好好潜心读书,不可惹事生非,枉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张华不假思索地回应父亲:“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儿自有主张。”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疾风暴雨的前夜。革命团体及进步书刊如潮水般涌现,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张华在这里吸收到一股股清新空气,顿觉耳目焕然,精神徒增。他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到同学们组织的辩论会或演讲会中,让自己的思想与同学们的思想在会上相互碰撞,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思想认识的解放与提高,使张华认清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及愚昧的本质。他立志发奋读书,为“驱除鞑虏,振兴中华”而努力!1911年10月,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辛亥革命在湖北大暴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之镇,张华和部分同学积极报名参加起义队伍,为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做出了一份贡献。可悲的是,革命果实很快被窃国之人袁世凯篡夺,上演了一幕开历史倒车的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的倒行逆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一片声讨中结束了一生。此时的中国又进入了一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张华又一次陷入了一片苦思之中,反对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孙中山,在避难的日本发出了“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民国为目的”的政治声明,影响了不少有志青年东渡日本求学,张华加入其中。他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这是他在家乡读书时就曾萌发过学法律事业的念头,立志以法救国救民,匡扶正义。要革新社会,首先必须研究社会。对此,张华除努力攻读法律专业外,他对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也感兴趣。为了广泛阅读原版社会科学书籍,他苦攻外语,在较短时间里掌握了日、俄、英等国语言。他利用代课、做工等机会进行了社会调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张华先后结识了不少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留学生,如李大钊、周恩来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日本传播开来,张华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常同周恩来等同志集合,探讨真理,争论主义,继而进一步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想。二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在这场运动中,地处革命高潮的大武汉更是空前的激荡、沸腾,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年初,从日本学成归来不久的张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爱国学生、工人一边。他充分利用在一家日本人办得《湖广新报》任主编的有利身份,及时报道相关信息,撰文揭露反动军阀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及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利用采访之机,张华深入学校、工厂,号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在这场斗争中,他认识了大律师施洋,俩人一见如故。经施洋介绍,张华加入了武汉律师工会。此后,他们俩在历次斗争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开展律师工作中,张华认识了同样从事律师工作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董必武、张国恩等同志。在他们影响下,张华开始认真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后经董必武介绍,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此时,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人方面。为了发展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是年9月,党在武昌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张华和包惠僧(党的一大代表)、项英、施洋等同志为支部成员。他们分头到各地开展工作,相继发动领导了徐家棚铁路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老板加租金、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等系列斗争,迅速掀起了武汉地区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在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同时,张华继续办报,使报纸成为配合工人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复杂激烈的革命斗争活动中,张华得到了战斗洗礼,使他渐渐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2年夏,张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面对暂时强大的反动势力,张华在党的领导下,不畏不惧,充分利用手中的一支犀利之笔,在《日知新闻报》、《真报》、《湖广新报》、《武汉星期评论》等报刊上秉笔直书,揭露社会黑暗,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在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张华多次撰文揭露外国资本家虐待压榨中国工人的罪行,报道工人的苦难生活,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愤慨及舆论同情,使罢工斗争得到广泛的支持。在烟厂工会与外国资本家谈判期间,张华随时报道谈判情况,揭露谈判中资本家阴险狡诈的丑恶行径,有力配合了谈判斗争,使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在1923年初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中,张华等共产党人同工人生死与共,血肉相连。他与施洋、林育南等率领各工团及社会各界群众组织的慰问队,高举声援大旗及横幅标语云集江岸,举行声势浩大的慰问大会。慰问大会上,张华、施洋等十余人慷慨陈词,猛烈抨击痛斥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赞扬本次大罢工,誓作罢工工人的坚强后盾。中外媒体纷纷报道这次声援慰问大会,尤赞《真报》记者张子余(张华别名)、大律师施洋等人,演说最痛切动人!在《真报》上,张华更为工人英勇行为助威呐喊。张华的系列行为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视张华及《真报》为眼中钉、肉中刺,进行了大规模腥风血雨式的绞杀,欲置死地而后快。《真报》社被查抄,张华等报社人员受到悬赏通缉,被迫离开武汉辗转至上海。到上海后,张华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揭露反动军阀屠杀工人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吴佩孚、肖耀南等军阀头子,决心与恶魔斗争到底!张华在上海继续与反动势力作顽强斗争的行为,引起了上海反动势力的仇视,受到了反动军阀孙传芳的悬赏通缉,不幸被捕,遂被宣判为“死刑”。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张华得以越狱,暂避难于租界,旋即返回武汉。到汉后,他与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廖乾吾、许白昊等以英租界为据点,极为秘密地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张华的革命斗志愈加坚强。1924年春,他为了筹集活动经费,毅然返回故里,动员说服父亲卖田资助革命。他父亲理解儿子的行为,虽然珍惜田产,但更爱儿子,嘴上骂儿子“败家子”,但终究还是满足了张华在经济上的要求。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一切为追求革命理想而献身者的忠诚精神所在。1925年5月,张华受中共中央指派,奉命赴苏联学习。当时的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期,张华在那里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自己从小渴望追求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事做,有饭吃的“大同”社会,在地球上存在着。在苏联,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本领,常与中国同学开展讨论交流回国后,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心目中的理想。1926年秋,正值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军兵临武汉之际,张华奉命归国受任,在刚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担任“军事委员会交际处处长”,并在司法部担任重要工作。由于北洋军阀王占元、肖耀南等在统治湖北地区时,实行的残酷压榨剥削,致湖北百业萧条,民生凋零,大武汉也如此。为振兴湖北及大武汉,张华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工作,常与董必武、向忠发、詹大悲等党内同志来往密切,共商国是。他常对身边人讲:“过去我们是在地下搞革命,浑身憋着劲没处使。现在冒到地上来了,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恰在此时,张华父亲来信诉说家况:“冕儿,家境每况愈下,你是长子,还是回来管管家吧,我年事已高。”张华接信后,立即给父亲回信:“父亲大人,眼下正是革命兴旺之际,救国救民事大,家事为小。如有困难,暂且卖田维持,以俟革命成功,就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岂料,风云突变,孙中山去世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终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迎合资产阶级利益,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起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时乌云滚滚,中华大地再起腥风血雨。张华的家乡——地处湖北腹地的古邑钟祥,同样被卷入其中。此处的反动势力,紧步后尘,制造了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五•二八”惨案。幸免于难的革命同志被迫转移到武汉,投奔张华处。张华了解事件的全部经过后,立即向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要职的董必武同志汇报钟祥惨案情况,经商议:一方面由董必武出面请求派兵镇压反动势力(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未暴露真面目);一方面由张华组建“钟祥惨案后援会”。待此事稍有点眉目,可形势直转其下,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终于按捺不住本性,暴露出了真实的反革命嘴脸,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阵营亮起了屠刀。鉴此,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被迫转移。张华受党指派留在武汉,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领导地下斗争。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张华积极从事兵运工作。他先后把共产党员李相九等人介绍到谭平山的二十军工作(被共产党人掌控的一支国民革命军);派共产党员曹景图、刘传熙等人赴河南省收编地方武装,建立革命军队。张华常对同志们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党一定要抓武装枪杆子,没有武装枪杆子,是要吃反动派的大亏!”

书路漫漫

文学 2021-02-23 阅读 3829 回复 11
        屈指算来,余与书法结缘始于孩提时代,大概是受父辈影响所致,在学校做作业写字很认真,尽量将字写端正,务求书面整洁,时受老师看好,将作业本在班上展示。小学六年级时,语文老师王侠刚先生根据当时的半耕半读学校这一新生事物,写出了一个点赞的剧本,交由我抄正后上报,我十分用心地抄誊了,受到先生和校方好评。另一次是学校举办毛笔字展览,我们六(二)班有两件字作上展墙,其中一件为我所写。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中体会到祖训所示:“字是一个人之门面!”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继续求学无望,只好参加劳动,为父母减轻负担,握笔机会少了。16岁参加工作(1968年4月),在原皇庄农具厂当木工,一干便是数年,其间虽与锯子、斧子打交道,但从未放弃书本与笔杆,时不时地兴致所使,拿起案头毛笔挥洒几下,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用普通红纸写成贴在家中墙上,以示“风雅”,亲友们见之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鞭策,尤其是书法功底不错的父亲与大伯。那时还不知道宣纸、徽墨、印章等为何物。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始,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古邑钟祥文脉重续,率先成立了书画研习学会,这在当年全国范围内较为罕见。以李登勤、陈治安、付海松、刘继昌等先生为引领者,在宣传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不负众望,将古城的书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起到了承前启后之作为,深受各界好评,一度名扬海内外。余与朱修福先生是学会中最年轻者,我们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为艺的宝贵经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光阴似箭,年月如梭,转眼间过去了四十余个春秋。四十余年间,余除了工作(1988年1月调入钟祥人民医院从事文秘及宣传工作至退休),承担家务及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两件事上,一是读书习文,二是读帖练字(含篆刻学习),二者交替进行。为了提高自己的书学修养,除了寻师访友,且花费一定资金,数度下武汉购回符合自己审美观的各类历代优秀碑帖本,细读勤临。数年先后邮购了《书法报》、《书法导报》、《书画报》及《书法研究》、《书法》、《中国书法》等理论性杂志,待有了一定起步,又先后从书店购回《说书解字》、《书体流变》、《金文汇编》、《甲骨文字典》等与书法学习相关联的专著,不断充电。        数年间,余对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颜真卿的书法范本(字帖)用功尤勤,一是因为颜体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特别是其用笔的丰富性,字之结体宽绰雄强,有一种感天动地之凛然正气,可谓“前无古人,后有继者”;二是颜氏伟大崇高的人格精神及魅力,乃中华书法史上一人也。        为了提高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余对《散氏盘》(大篆)、《荆门郭店楚简》、《敦煌写经》(部分手札卷)、正书里的《爨(cuàn)宝子》、历代优秀草书范本等写意强的碑帖下过一定功夫。除了向书本学习,作为不忘初心的学书人,必须深入到大自然中去发现、去探究一切能提高书法艺术表现力的事物。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张旭观剑客舞剑,黄庭坚看船夫摇橹,皆从系列连贯动作中,悟出书法之道。余则从时人打乒乓球、抖空竹等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人所倡导的用笔八面出锋之意蕴。此外,在书法创作中,什么样的文字内容用什么样的书体表现,也是一门值得用心考虑之事,不容忽视。如创作毛泽东的《长征》诗,采用颜楷体或魏碑体较合适,而用褚遂良的秀丽楷体来写,则稍逊一筹,因其文字内容气势磅礴,用上颜体正楷,尤其是其中年以后的书体则相对更为和鸣。        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此言实乃经典。中华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学书者只有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学习才行。同时,学习书法且是一个漫长的渐悟过程,“生——熟——生”是其遵循的一条规律。切忌“一曝十寒”或盲目“跟风”,不然,是收不到沧海一粟之效的,只能在书坛上“昙花一现”而已。        韶华东流去,岁月催人老。余已达古稀之边,能在有生之年意气奋发地挥毫求进,行文化养老,实乃三生有幸,衷心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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