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拜年
正月初七的清晨，春雷滚过天际。
此前隐隐听到过两声，相隔时间较长，没怎么留意，心里还犯嘀咕：会不会是听错了？直到5点51分，一声巨响落下，轰隆隆的，真真切切——今年的第一声春雷，就这么来了。
雨丝斜织，我站在窗前，忽然想起拜年这件事来。
一
“拜年”二字，说来寻常，却大有渊源。
拜年之俗，起于岁首祭祀。古人于新年开端，祈祷农事丰收，求告神灵保佑亲人平安度过新岁，于是向神灵跪拜求告。这种祭祀仪式中的拜神祷告，便是拜年的最初形式，后来才从祭祀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新年祝贺礼俗。
周代已有拜年的记载。《诗经》中可见民间过年拜贺的影子，《春秋》《左传》则载录了朝廷元旦的“朝正”团拜活动。汉代以后，拜年习俗逐渐成型。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开封府拜年的情景：“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老百姓在年节里互相走访拜年，方式大致有两种：宗族亲戚，要亲自趋访致拜；而对一般友朋同事，则派人致送贺年片或名片，古代叫“投刺”。赵翼《陔余丛考·名帖》云：“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
这种投送贺谒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明代。文征明《贺年》诗里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情简不嫌虚。”可见当时拜年情形之一斑。
清人顾铁卿《清嘉录》里说得更为明白：“（大年初一早晨）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亲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閧市。”大年初一早晨，拜年从家里开始，先向长辈跪拜磕头，祝福健康长寿，这时长辈便将事先备好的压岁钱分发给晚辈。然后，家人出门到同宗同族和近邻挚友家里拱手相拜。
清末民初，又兴起了“团拜”。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对于机关团体、工商企业里的群体性人群，岁首团拜，增广联谊，加深情感，是时代的需要。
从周代到今日，拜年之俗绵延数千年，形式屡变，而人情不改。
二
我小时候拜年，是要真正“拜”的。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就被父母从被窝里拽起来，套上崭新的棉袄。院子里，父亲早已摆好香案，点上红烛。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按长幼顺序跪在蒲团上，对着祖宗牌位磕头。头要磕得响，腰要弯得深，这叫“拜祖宗”。然后是给父母拜年，也是要跪下去的。父亲坐在堂屋正中，我们依次上前，口里说着“爹，给您拜年了”，然后双膝着地，额头点地。父亲笑着把我们拉起来，塞过来压岁钱——用红纸包着，崭新的角票，带着油墨的香味。
那时的拜年，是真的“拜”。膝盖着地，额头触土，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身体语言，才能表达对长辈的敬意，对岁月的感恩。
后来拜年，渐渐变成了“走”。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初三去姑姑家，初四去姨妈家。自行车前面篓子里或后座上，放着一袋白糖、几包“芝麻果”点心。乡间小路上，到处都是走亲戚的人，红的绿的棉袄，在灰扑扑的冬天里格外鲜亮。到了亲戚家，不再磕头了，只是深深鞠个躬，说几句吉利话、恭维话。主人端出花生瓜子，沏上热茶，孩子们得了压岁钱，高兴得满院子跑。
再后来，拜年又变成了“游”。有了电话、手机，很多人不再亲自登门。除夕夜后，拜年短信响个不停。有一年，我收到一条拜年短信，落款竟是别人的名字——显然是群发时忘了改。我笑了笑，忽然怀念起那些要走半天路才能见到的亲戚，怀念他们端上来的那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三
这些年，拜年又变了模样。
先说红包。如今农村亲戚之间相互拜年，红包成了重头戏。给长辈拜年，要用带“福”字的红包装着，少则一百二百，多则五百一千，那里面装的是晚辈的孝心。给晚辈的压岁包，一般包着两百到五百，意思意思，图个吉利。钱从手递手的那一瞬间，祝福也就传递了过去。现在钱不值钱，包个红包给长辈，两百元感觉都拿不出手。
今年正月初一，我回老屋给哥哥嫂子们拜年。老婆说不买东西，空着手去。我们给年长的哥哥嫂子塞了红包，给年幼的孙子辈发了压岁钱。简简单单，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心意。
上班族则有另一番热闹。单位的微信群里，一般是主要领导发红包，大家跟着抢，顺便道一声“新年好”。几元至几十元的红包，抢到了就发个笑脸表情，其乐融融。今年我在工作群里抢了11.83元，虽然不多不少，但那份参与的快乐是实在的、心情是舒畅的。
同学群就不一样了。早几年刚建群时，还有人发红包，互相拜年。这些年，大多数潜水不作声，偶尔冒个泡，也是匆匆几句，或干脆转发图片完事。今年倒是例外，有同学新建了个小群，把我拉进去，大家相互拜年问好。我抢了个大红包，40多块，以为蛮大了，后来还有同学抢了170多块的——可以想见，发大红包的同学实力是杠杠的。据说除夕夜他在家庭群发了8800多元的红包，这是我等工薪阶层不可想象的。大家在群里回忆小时候的事，说着笑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四
未来的拜年，又当如何？
这念头一起，竟有些出神。
我想，也许用不了几年，拜年会进入“元宇宙”时代。戴上VR眼镜，就能“走”进亲戚家的院子。天南地北的家人，可以在虚拟空间里围坐一桌，举杯共饮。你甚至能“摸”到孩子递过来的压岁钱——虽然那只是一串数字，但震动反馈的手环会让你觉得真的触碰到了什么。
再过些年，全息投影普及了。大年初一早上，家里忽然“出现”了舅舅、姑姑、姨妈的身影，他们正从各自家里投射过来，仿佛真的串门来了。大家围坐喝茶，说说笑笑，孩子们在全息影像里穿来穿去，伸手却什么也抓不到。
也许有一天，连全息投影都过时了。脑机接口成熟了，拜年只需要一个念头。你想给母亲拜年，闭上眼睛，就能进入她的意识空间。你们在那里相遇，无需语言，就能感受到彼此的祝福。那是最纯粹的拜年，剥离了所有形式，只剩下心意本身。
但那时，我们还会怀念那些繁琐的形式吗？怀念跪下去时膝盖触地的感觉，怀念塞进口袋的红包，怀念清早微信群抢红包的小欢喜？
其实，无论形式如何演变，拜年的本质从未改变。
古人投刺，今人发微信；古人跪拜，今人发红包；古人登门，今人视频。工具在变，载体在变，但那份“我想给你拜个年”的心意，千年未改。
未来，当人工智能足够发达，也许会有AI替我们拜年。它会根据我们的习惯，自动给通讯录里的人发送定制祝福。但我始终觉得，拜年这件事，还是要亲手去做。哪怕是群发的消息，也要自己打几个字；哪怕是抢红包，也要亲自点开。
因为拜年，说到底，是人与人的感情。这份感情，冰冷的机器始终替代不了。
五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春雷也已远去。正月初七的早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忽然想起母亲在世时，每年大年初一都要我们郑重其事地给她磕头。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眼角深深的皱纹里，盛满了慈爱。
从跪拜到红包，从登门到微信，再到“抢”红包，拜年的形式一直在变。可细细想来，变的只是方式，不变的是那份惦念。无论是长辈手里的红包，还是群里抢到的几块钱，无论是见面时的一句“过年好”，还是微信里的一个表情，都是我们在说：我在乎你，新年快乐。
我知道，明年的春节，拜年的形式可能又会有些新花样。但我也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给我拜年，还有人值得我去拜年，这年，就永远有滋有味。
拜年，拜的是年，也是人。是旧时光里的牵挂，是新岁月里的期待。
而这，大概永远不会改变。
此前隐隐听到过两声，相隔时间较长，没怎么留意，心里还犯嘀咕：会不会是听错了？直到5点51分，一声巨响落下，轰隆隆的，真真切切——今年的第一声春雷，就这么来了。
雨丝斜织，我站在窗前，忽然想起拜年这件事来。
一
“拜年”二字，说来寻常，却大有渊源。
拜年之俗，起于岁首祭祀。古人于新年开端，祈祷农事丰收，求告神灵保佑亲人平安度过新岁，于是向神灵跪拜求告。这种祭祀仪式中的拜神祷告，便是拜年的最初形式，后来才从祭祀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新年祝贺礼俗。
周代已有拜年的记载。《诗经》中可见民间过年拜贺的影子，《春秋》《左传》则载录了朝廷元旦的“朝正”团拜活动。汉代以后，拜年习俗逐渐成型。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开封府拜年的情景：“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老百姓在年节里互相走访拜年，方式大致有两种：宗族亲戚，要亲自趋访致拜；而对一般友朋同事，则派人致送贺年片或名片，古代叫“投刺”。赵翼《陔余丛考·名帖》云：“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
这种投送贺谒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明代。文征明《贺年》诗里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情简不嫌虚。”可见当时拜年情形之一斑。
清人顾铁卿《清嘉录》里说得更为明白：“（大年初一早晨）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亲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閧市。”大年初一早晨，拜年从家里开始，先向长辈跪拜磕头，祝福健康长寿，这时长辈便将事先备好的压岁钱分发给晚辈。然后，家人出门到同宗同族和近邻挚友家里拱手相拜。
清末民初，又兴起了“团拜”。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对于机关团体、工商企业里的群体性人群，岁首团拜，增广联谊，加深情感，是时代的需要。
从周代到今日，拜年之俗绵延数千年，形式屡变，而人情不改。
二
我小时候拜年，是要真正“拜”的。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就被父母从被窝里拽起来，套上崭新的棉袄。院子里，父亲早已摆好香案，点上红烛。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按长幼顺序跪在蒲团上，对着祖宗牌位磕头。头要磕得响，腰要弯得深，这叫“拜祖宗”。然后是给父母拜年，也是要跪下去的。父亲坐在堂屋正中，我们依次上前，口里说着“爹，给您拜年了”，然后双膝着地，额头点地。父亲笑着把我们拉起来，塞过来压岁钱——用红纸包着，崭新的角票，带着油墨的香味。
那时的拜年，是真的“拜”。膝盖着地，额头触土，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身体语言，才能表达对长辈的敬意，对岁月的感恩。
后来拜年，渐渐变成了“走”。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初三去姑姑家，初四去姨妈家。自行车前面篓子里或后座上，放着一袋白糖、几包“芝麻果”点心。乡间小路上，到处都是走亲戚的人，红的绿的棉袄，在灰扑扑的冬天里格外鲜亮。到了亲戚家，不再磕头了，只是深深鞠个躬，说几句吉利话、恭维话。主人端出花生瓜子，沏上热茶，孩子们得了压岁钱，高兴得满院子跑。
再后来，拜年又变成了“游”。有了电话、手机，很多人不再亲自登门。除夕夜后，拜年短信响个不停。有一年，我收到一条拜年短信，落款竟是别人的名字——显然是群发时忘了改。我笑了笑，忽然怀念起那些要走半天路才能见到的亲戚，怀念他们端上来的那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三
这些年，拜年又变了模样。
先说红包。如今农村亲戚之间相互拜年，红包成了重头戏。给长辈拜年，要用带“福”字的红包装着，少则一百二百，多则五百一千，那里面装的是晚辈的孝心。给晚辈的压岁包，一般包着两百到五百，意思意思，图个吉利。钱从手递手的那一瞬间，祝福也就传递了过去。现在钱不值钱，包个红包给长辈，两百元感觉都拿不出手。
今年正月初一，我回老屋给哥哥嫂子们拜年。老婆说不买东西，空着手去。我们给年长的哥哥嫂子塞了红包，给年幼的孙子辈发了压岁钱。简简单单，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心意。
上班族则有另一番热闹。单位的微信群里，一般是主要领导发红包，大家跟着抢，顺便道一声“新年好”。几元至几十元的红包，抢到了就发个笑脸表情，其乐融融。今年我在工作群里抢了11.83元，虽然不多不少，但那份参与的快乐是实在的、心情是舒畅的。
同学群就不一样了。早几年刚建群时，还有人发红包，互相拜年。这些年，大多数潜水不作声，偶尔冒个泡，也是匆匆几句，或干脆转发图片完事。今年倒是例外，有同学新建了个小群，把我拉进去，大家相互拜年问好。我抢了个大红包，40多块，以为蛮大了，后来还有同学抢了170多块的——可以想见，发大红包的同学实力是杠杠的。据说除夕夜他在家庭群发了8800多元的红包，这是我等工薪阶层不可想象的。大家在群里回忆小时候的事，说着笑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四
未来的拜年，又当如何？
这念头一起，竟有些出神。
我想，也许用不了几年，拜年会进入“元宇宙”时代。戴上VR眼镜，就能“走”进亲戚家的院子。天南地北的家人，可以在虚拟空间里围坐一桌，举杯共饮。你甚至能“摸”到孩子递过来的压岁钱——虽然那只是一串数字，但震动反馈的手环会让你觉得真的触碰到了什么。
再过些年，全息投影普及了。大年初一早上，家里忽然“出现”了舅舅、姑姑、姨妈的身影，他们正从各自家里投射过来，仿佛真的串门来了。大家围坐喝茶，说说笑笑，孩子们在全息影像里穿来穿去，伸手却什么也抓不到。
也许有一天，连全息投影都过时了。脑机接口成熟了，拜年只需要一个念头。你想给母亲拜年，闭上眼睛，就能进入她的意识空间。你们在那里相遇，无需语言，就能感受到彼此的祝福。那是最纯粹的拜年，剥离了所有形式，只剩下心意本身。
但那时，我们还会怀念那些繁琐的形式吗？怀念跪下去时膝盖触地的感觉，怀念塞进口袋的红包，怀念清早微信群抢红包的小欢喜？
其实，无论形式如何演变，拜年的本质从未改变。
古人投刺，今人发微信；古人跪拜，今人发红包；古人登门，今人视频。工具在变，载体在变，但那份“我想给你拜个年”的心意，千年未改。
未来，当人工智能足够发达，也许会有AI替我们拜年。它会根据我们的习惯，自动给通讯录里的人发送定制祝福。但我始终觉得，拜年这件事，还是要亲手去做。哪怕是群发的消息，也要自己打几个字；哪怕是抢红包，也要亲自点开。
因为拜年，说到底，是人与人的感情。这份感情，冰冷的机器始终替代不了。
五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春雷也已远去。正月初七的早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忽然想起母亲在世时，每年大年初一都要我们郑重其事地给她磕头。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眼角深深的皱纹里，盛满了慈爱。
从跪拜到红包，从登门到微信，再到“抢”红包，拜年的形式一直在变。可细细想来，变的只是方式，不变的是那份惦念。无论是长辈手里的红包，还是群里抢到的几块钱，无论是见面时的一句“过年好”，还是微信里的一个表情，都是我们在说：我在乎你，新年快乐。
我知道，明年的春节，拜年的形式可能又会有些新花样。但我也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给我拜年，还有人值得我去拜年，这年，就永远有滋有味。
拜年，拜的是年，也是人。是旧时光里的牵挂，是新岁月里的期待。
而这，大概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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