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真不知道是咋想的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命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的。比如我现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咋想的连自己都闹不清楚了。
1988年，我24岁，在罗汉寺酒厂当车间主任兼计量科长，单位还公费替我报了电大。年底，体制改革，企业由私人承包，其实承包人还是酒厂原来的领导，而且我们关系很好，可我一听说以后就是给私人打工了，立马不干，任领导怎么劝说，我把必须的手续往文件柜里一装，不派人来接手，我也扬长而去了。
当时正值全国大下岗，像我这种情况，肯定是要自谋出路了。磷矿当时是全场最好的单位，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去，没想到几个月后，总场领导竟调我到磷矿担任出纳员。工资加补助，月薪相当我在酒厂的三倍还多，一个月中有20天是吃陪客餐，第二年又任命为副矿长。当时，黑恶势力加官倒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第三年，我因为不买黑恶势力的账，大闹，影响了整个矿区的生产，被地矿局告到了总场部，总场领导批评我，我因不服，拂袖而去，自动离职。
几个月后，领导竟然又要调我到荒山荒水开发办公室，作总场机关人员使用。可我做好了到钟祥做生意的准备，不接受领导的好意。没想到领导前后八次做我的工作，最后以安排我妻子也上岗为条件，非要我到岗不可，还要任命我为副主任。没办法，只好从命。万亩桃园建好了，可没有人上山承包，总场领导就强迫当地的农户上山承包，否则就注销户口，剥夺口粮田。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可自己又阻挡不了，于是再一次决然辞职，毫无回旋余地。
回想起来，我一个农民，在全国大下岗的时候，既无靠山，也没请客送礼，这馅饼一个比一个甜都砸到了我的头上，真是奇了怪了。
2000年，《绿野纯情》出版后，我继冯道信先生之后当选为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文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宣传部有领导暗示我，努力一下，可以转干。不久，总场部也给我下了一个党办副主任的虚衔，大家明白的，该意思的要意思，然后什么就解决了，可我竟然无动于衷，放弃了机会。
到北京碰撞，好长时间沦落街头，有一次夜里坐在天桥下面与难民为伍，就着昏暗的路灯写日记，真情萌动，泪水打湿了本子。也就奇了怪了，这些日记后来竟被我整理出一篇篇散文，顺发发表，印象深刻的有《门前盛开山菊花》《家乡的月亮何时圆》等。
在“群众演员中心”，有个姓肖的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很惊讶，说：像你这么大的作家，在北京找工作太简单了。我说我努力过，因为学历不够，都不行。肖某说：人家问你，你不说你的学历，你只说你是个作家。人家问你干过这个工作没有，你说干过。这里干一个月不合格，再到哪里干一个月，慢慢不就都会了。从“群众演员中心”出来后，我如法炮制，果然第二天就被一家小报社录为编辑，第三个月就升为编辑部主任。
但小报社毕竟没有前途，所以，我一边在小报社干着，一片不断在网上应聘。有一天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说是某国家级单位图文中心招聘中文副总监，学历一本以上，中文专业，一经录用，基本工资2500，外地人员，干满三年，可以转北京户口。此时我已经是老油条，瞎报情况，参加网上应聘，没想到经历三考，我在三千多名应聘者中竟然独占鳌头，通知面试的那天我才知道，人家的招聘启事没说瞎话，招聘单位是中国外文局，杂志叫《今日中国》，用5种文字出版，主要赠送各国驻京领使馆，并且我在最后的三名面试者中获胜，试用期三个月。
这期间，我完成了20集剧本《家园》，在网上投稿，大多没有结果，只有个别编审回复，说农村剧必须在本省找出路，没有谁愿意出钱宣传你们湖北。巧的是深圳一家影视公司的总裁亲自飞到北京，说出八万块钱买剧本，然后一切跟我无关。也就是说作者换成他们的人，故事也是反映广东的情况。
八万元对我来说不是小数，可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拒绝了。心想：既然有人想买剧本，就说明它有前途，鬼使神差，我竟然从北京辞职，跑回湖北找影视公司。期间，茅盾文学奖作家熊召政对我说：你既然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何必要追风弄潮写这些东西呢！然后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劝我选定一个有意义的项目，把事情干成。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听了他的劝，甚至还选定了写嘉靖王朝。
几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前赴后继为严嵩或嘉靖王朝翻案，平均五年就有一本专著出版，但一直社会影响不大。我一个农民，劳动之余想为嘉靖王朝翻案，任何人听了，都是天方夜谭。可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的投稿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重视，他们请了六位明史专家，历时九个月进行论证，竟然没有推翻。最后以“明史最强翻案”出版发行，并与凤凰网联袂推出，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今天，嘉靖皇帝是明君，严嵩是贤臣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诋毁嘉靖皇帝和严嵩的作品面世了。
我不止一次的想，我走到今天绝对有该字，好像有谁在推着我走一样。事实上我一路走来，步步都被大家认为是错误的，但错在哪里，我到现也找不到原因。
1988年，我24岁，在罗汉寺酒厂当车间主任兼计量科长，单位还公费替我报了电大。年底，体制改革，企业由私人承包，其实承包人还是酒厂原来的领导，而且我们关系很好，可我一听说以后就是给私人打工了，立马不干，任领导怎么劝说，我把必须的手续往文件柜里一装，不派人来接手，我也扬长而去了。
当时正值全国大下岗，像我这种情况，肯定是要自谋出路了。磷矿当时是全场最好的单位，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去，没想到几个月后，总场领导竟调我到磷矿担任出纳员。工资加补助，月薪相当我在酒厂的三倍还多，一个月中有20天是吃陪客餐，第二年又任命为副矿长。当时，黑恶势力加官倒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第三年，我因为不买黑恶势力的账，大闹，影响了整个矿区的生产，被地矿局告到了总场部，总场领导批评我，我因不服，拂袖而去，自动离职。
几个月后，领导竟然又要调我到荒山荒水开发办公室，作总场机关人员使用。可我做好了到钟祥做生意的准备，不接受领导的好意。没想到领导前后八次做我的工作，最后以安排我妻子也上岗为条件，非要我到岗不可，还要任命我为副主任。没办法，只好从命。万亩桃园建好了，可没有人上山承包，总场领导就强迫当地的农户上山承包，否则就注销户口，剥夺口粮田。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可自己又阻挡不了，于是再一次决然辞职，毫无回旋余地。
回想起来，我一个农民，在全国大下岗的时候，既无靠山，也没请客送礼，这馅饼一个比一个甜都砸到了我的头上，真是奇了怪了。
2000年，《绿野纯情》出版后，我继冯道信先生之后当选为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文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宣传部有领导暗示我，努力一下，可以转干。不久，总场部也给我下了一个党办副主任的虚衔，大家明白的，该意思的要意思，然后什么就解决了，可我竟然无动于衷，放弃了机会。
到北京碰撞，好长时间沦落街头，有一次夜里坐在天桥下面与难民为伍，就着昏暗的路灯写日记，真情萌动，泪水打湿了本子。也就奇了怪了，这些日记后来竟被我整理出一篇篇散文，顺发发表，印象深刻的有《门前盛开山菊花》《家乡的月亮何时圆》等。
在“群众演员中心”，有个姓肖的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很惊讶，说：像你这么大的作家，在北京找工作太简单了。我说我努力过，因为学历不够，都不行。肖某说：人家问你，你不说你的学历，你只说你是个作家。人家问你干过这个工作没有，你说干过。这里干一个月不合格，再到哪里干一个月，慢慢不就都会了。从“群众演员中心”出来后，我如法炮制，果然第二天就被一家小报社录为编辑，第三个月就升为编辑部主任。
但小报社毕竟没有前途，所以，我一边在小报社干着，一片不断在网上应聘。有一天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说是某国家级单位图文中心招聘中文副总监，学历一本以上，中文专业，一经录用，基本工资2500，外地人员，干满三年，可以转北京户口。此时我已经是老油条，瞎报情况，参加网上应聘，没想到经历三考，我在三千多名应聘者中竟然独占鳌头，通知面试的那天我才知道，人家的招聘启事没说瞎话，招聘单位是中国外文局，杂志叫《今日中国》，用5种文字出版，主要赠送各国驻京领使馆，并且我在最后的三名面试者中获胜，试用期三个月。
这期间，我完成了20集剧本《家园》，在网上投稿，大多没有结果，只有个别编审回复，说农村剧必须在本省找出路，没有谁愿意出钱宣传你们湖北。巧的是深圳一家影视公司的总裁亲自飞到北京，说出八万块钱买剧本，然后一切跟我无关。也就是说作者换成他们的人，故事也是反映广东的情况。
八万元对我来说不是小数，可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拒绝了。心想：既然有人想买剧本，就说明它有前途，鬼使神差，我竟然从北京辞职，跑回湖北找影视公司。期间，茅盾文学奖作家熊召政对我说：你既然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何必要追风弄潮写这些东西呢！然后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劝我选定一个有意义的项目，把事情干成。我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听了他的劝，甚至还选定了写嘉靖王朝。
几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前赴后继为严嵩或嘉靖王朝翻案，平均五年就有一本专著出版，但一直社会影响不大。我一个农民，劳动之余想为嘉靖王朝翻案，任何人听了，都是天方夜谭。可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的投稿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重视，他们请了六位明史专家，历时九个月进行论证，竟然没有推翻。最后以“明史最强翻案”出版发行，并与凤凰网联袂推出，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今天，嘉靖皇帝是明君，严嵩是贤臣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诋毁嘉靖皇帝和严嵩的作品面世了。
我不止一次的想，我走到今天绝对有该字，好像有谁在推着我走一样。事实上我一路走来，步步都被大家认为是错误的，但错在哪里，我到现也找不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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