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记忆
爷爷账本里的“五反”记忆
爷爷的旧木柜深处，锁着一本蓝布封皮的账本，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收支。每当翻到夹着红纸条的那几页，爷爷总会指着褪色的字迹说：“这可是‘五反’时候的见证，那会儿的较真劲儿，现在想起来还热乎。”
1952年“五反”运动开展时，爷爷在镇上的“振华商号”杂货铺当账房先生。铺子老板姓王，起初总想着钻空子——进货时让伙计在账本上多记几分钱，卖货时把散装盐、煤油的分量悄悄压一点，偷偷少缴些税款。爷爷心里犯嘀咕，却又怕得罪老板，只能把疑问压在心底。
直到区里派来工作组，组织商户学习“五反”政策，还号召店员、学徒参与监督。工作组的同志拿着算盘，坐在铺子柜台前，一笔笔核对进货单、出货记录，连去年冬天卖的煤球数量都要跟周边街坊的采购账一对到底。有天晚上，爷爷加班整理账本，发现王老板让他改的一笔“损耗”账明显有问题——明明进了一百斤红糖，账本上却写着“损耗五斤”，可库房里的存货一点没少。
那天夜里，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工作组同志说的“国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少”，又想起街坊张婶说的“咱穷人盼着国家好，不能让黑心人钻空子”。第二天一早，他攥着账本找到了工作组，把王老板做假账、偷税漏税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没过几天，工作组就找王老板谈话，当着街坊和店员的面核对清楚了账目。王老板红着脸补缴了税款，还在铺子门口贴了检讨书，保证以后“一分钱税不少缴，一两货不少给”。从那以后，王老板像变了个人似的，进货出货都让爷爷把账记得明明白白，遇到街坊买东西，还主动多添一勺。有次镇上闹粮荒，他甚至把自家存的两袋面粉拿出来，按平价卖给了穷苦人家。
后来爷爷离开杂货铺，却一直留着这本账本。他常说，“五反”不是跟谁过不去，是为了让大家都守规矩，让国家能好好过日子。那些较真的日子里，有普通人的勇气，有犯错后的改正，更有大家一起护着“国家家当”的真心。如今账本上的字迹虽已模糊，但那段记忆里的真诚与担当，却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后辈心里扎了根——不管到啥时候，守规矩、护公利，都是该有的本分。
爷爷的旧木柜深处，锁着一本蓝布封皮的账本，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收支。每当翻到夹着红纸条的那几页，爷爷总会指着褪色的字迹说：“这可是‘五反’时候的见证，那会儿的较真劲儿，现在想起来还热乎。”
1952年“五反”运动开展时，爷爷在镇上的“振华商号”杂货铺当账房先生。铺子老板姓王，起初总想着钻空子——进货时让伙计在账本上多记几分钱，卖货时把散装盐、煤油的分量悄悄压一点，偷偷少缴些税款。爷爷心里犯嘀咕，却又怕得罪老板，只能把疑问压在心底。
直到区里派来工作组，组织商户学习“五反”政策，还号召店员、学徒参与监督。工作组的同志拿着算盘，坐在铺子柜台前，一笔笔核对进货单、出货记录，连去年冬天卖的煤球数量都要跟周边街坊的采购账一对到底。有天晚上，爷爷加班整理账本，发现王老板让他改的一笔“损耗”账明显有问题——明明进了一百斤红糖，账本上却写着“损耗五斤”，可库房里的存货一点没少。
那天夜里，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工作组同志说的“国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少”，又想起街坊张婶说的“咱穷人盼着国家好，不能让黑心人钻空子”。第二天一早，他攥着账本找到了工作组，把王老板做假账、偷税漏税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没过几天，工作组就找王老板谈话，当着街坊和店员的面核对清楚了账目。王老板红着脸补缴了税款，还在铺子门口贴了检讨书，保证以后“一分钱税不少缴，一两货不少给”。从那以后，王老板像变了个人似的，进货出货都让爷爷把账记得明明白白，遇到街坊买东西，还主动多添一勺。有次镇上闹粮荒，他甚至把自家存的两袋面粉拿出来，按平价卖给了穷苦人家。
后来爷爷离开杂货铺，却一直留着这本账本。他常说，“五反”不是跟谁过不去，是为了让大家都守规矩，让国家能好好过日子。那些较真的日子里，有普通人的勇气，有犯错后的改正，更有大家一起护着“国家家当”的真心。如今账本上的字迹虽已模糊，但那段记忆里的真诚与担当，却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后辈心里扎了根——不管到啥时候，守规矩、护公利，都是该有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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